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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　　同时，也不排除其中有贯穿帝国几代历史的“南北之争”，北方棉商对南方棉商的打击背后，又何尝不是掌握着帝国大势的北方权贵对南方权贵官僚的打压。

    　　也正因如此，在最终的善后处置中，不只是南北两方直接参与其中的棉商受到严厉惩戒，在朝廷的法治重权下，破家灭财，在帝国官场，凡是被查出涉及到不作为、乱作为的官员，都遭到贬斥。

    　　当然，那些甘为犬马，直接参与其中的，就不只是降职免官这么简单了。就是在上层权贵，也有好些人，受到警告及惩治，罚俸、免官、杀头乃至夺爵。

    　　太宗虽然以仁德知名，但只是因为他重规矩，一旦越了线，他的手段一点都不温和。这是综雍熙一朝，为数不多的“严刑峻法”，也正因有这样榜样在前，其他躁动的权贵、飘忽的商贾，方才警醒起来，不敢过于肆意妄为。

    　　六十余年前的南北棉布大战，意义重大，是关乎棉产业发展的一次大洗牌，好些原本声名在外的大商贾倒下了，当然，他们并不是不可替代，紧跟着便有新人重新崛起，利益是没有感情的，也不认人。

    　　而那次大战，不管是从过程，还是结果，事实上都是北方占尽优势的。毕竟，中原、河北，乃是帝国棉产业真正崛起壮大的地方，底蕴更丰富，规模更大，资源更多，同时，又有朝廷之中一大批掌权者的支持，政治上的优势更大。

    　　因此，最终南方棉商在北方辛苦经营的产业与渠道，付诸流水。那之后，“南人不敢北上”，只能用心耕耘南方市场，夯实根基，顺带着开拓海外。

    　　一蛰伏，就是十多年，然后才敢再重提北上的事情。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，激烈的斗争始终存在，只不过像雍熙朝那次那般剧烈，再也没有过。

    　　而六十多年过去的当下，三代人都成长起来了，棉产业的情况又有了全新的变化。

    　　首先，政治上的歧视已经基本消除，庶族官僚的彻底崛起，文官政治的展开，权贵阶级的合流，东南经济的崛起、政治地位的抬升，使得帝国政治不断趋于平衡与保守，再没有一风彻底压倒另一风的局面。

    　　这，对南方棉产业的发展与壮大，也是一个不断利好的过程。

    　　而从棉产业本身来说，正统二十一年的棉产业规模，比之雍熙时代，壮大了十倍也不止，仅仅从事棉纺织的人口，便超过一百万人，就遑论参与到种植、运输、销售等诸环节的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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